医道中素有“医药源於酒”的说法，其本意是为了说明酒在医药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其实，古人精辟的总结，恰恰指出了“药酒溯源”的捷径。 

首先，在农业与医药的开创时期，人类对於医、药、酒、食的认识，最初是无法仔细区分的。传说中的“神农尝百草”，其目的，第一是为了辩识可食之物，以谋求生存，这是人的本能。 

当人的身体出现不适（患病或疾病侵扰的症状）时，在辩析可食之物外，也可寻找可供解脱苦痛，或可以复壮强体的物质（或方法），这同样出於人的本能。 

此时的“尝味百草”，食与医是彼此关联的。所以《周礼》有“先味而后药”的主张，并指出：“凡和，春多酸、夏多苦、秋多辛、冬多咸，调以滑甘。”强调的正是人与四时须相适应的原则。 

中医学理论称这种食治疾病的方法为“食疗”，它应是中医最古老的疗法。 

自然界里草、木、虫、兽各自有不同的“性味”与“致病”的本色，人类发现并总结它作为药用的特性，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的。 

泡药酒的一些中药材

后世在探求医药起源的时候，自然将它作为研究的方向与内容之一。 

医学文献与出土发掘都表明既可食用又能药用的“百草”很多，诸如桃仁、杏仁等植物的果实。 

《吕氏春秋，本味篇》记载了伊尹论“阳朴之姜，招摇之桂”，指出姜、桂既是食用的调料，又可用作药品医病。 

酒虽以流质的饮料为人类所“尝味”，但其可食可药的特性也同样为人类所“辨析”。 

直到今天在中医药学历史上仍存在“医食同源”的说法，正取其“尝味百草”的本义。 

不过百草之中如姜、桂、桃仁、杏仁酒皆可药用，为何却独称“医药源於酒”？ 

这是个几乎被今人忽视的论题。 

《食物本草》引《博物志》的记载，饶有趣味，很能说明酒的可食可药的特性。 

其文曰： 

“昔日有三人冒雾晨行，一人饮酒，一人饱食，一人空腹。空腹者死，饮食者病，饮酒者健。此酒势辟恶，胜於他物之故也。” 

古人见到“冒雾晨行”，必有大寒冷湿之，“病邪”相伴，而“大寒凝海，惟酒不冰，其性热独冠群物。”姑且不论晨行时以饮酒、饱食、空腹何者相宜，仅对晨雾的恶劣气候而言，那位饮酒者因为得酒相助，方能健而无虞。 

难怪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《千金要方》中提倡以药酒预防瘟疫、时疫的流行。 

所谓“一人饮、一家无疫；一家饮、一里无疫。” 

现代医学已经提示了酒中所含的乙醇能被人体内的氢酶氧化，生成乙醛，再氧化为乙酸，从而加速了人体血液的流动。 

“冒雾晨行”的饮酒者是得以增加体温、消除疲劳，祛辟寒湿之恶。 

酒的这种介於药食之间的本领，是一般的可食可药之物所不具备的。 

酒以其气悍、质清、甘辛、味苦、性热、有毒，“主行药势，杀百邪恶毒气”的特性，千百年来成为一种特殊的饮料，雄居药用食物之首。 

所以，班固的《前汉书，食货志》称：“酒为百药之长。” 

古人对药酒的褒奖除了指药用食物之外，还应包括另外两层含义。 

一是指百药的范围，即泛指草、木、虫、石、谷、“五药”； 

二是讲百药的“性味”与“致病”，唯有借助酒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。 

中医典籍《神农本草经》并未设酒的专门条目，但是记酒之“性味”，论“酒为百药之长”已多有涉及。书中阐述药物“君臣佐使”的配伍原则，强调了酒主“佐使”的特性。 

指出百药有“宜丸者、宜散者、宜水者、宜膏者，亦有一物兼宜者，亦有不可入汤酒者，并随药性，不得违越。” 

出土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养生方》、《杂疗方》已记载酒剂配方几十首，《黄帝内经》亦有“左角发酒”治尸厥，“醪酒”治经络不通、病生不仁，“鸡矢醴”治膨胀，以及红兰花酒、麻黄醇酒汤、括萎薤白白酒汤、五加酒、木膏酒、松叶酒等，证明临床中宜“酒渍”、“酒泡”、“酒煮”、“酒洗”的入酒之药已遍及草、木、土、石、谷五药之属。 

作为“引经报使”的最好“向导”，酒可调和诸药，引药力直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。使主药功效得以加强，毒性或峻烈之情得以控制，使苦寒药物得到反佐或缓解。 

这样的酒制药物疗效独特。 

如黄连酒制可引药力上升，促进清除头目热燥；何首乌善解诸毒，酒制后可补肝肾；黄柏原可祛下焦湿热，配酒可兼清除上焦诸火；黄芩则借酒之力，能消四肢肤表之热。 

所以，《汤液本草》曰： 

“酒能行诸经不止，与附子相同。味之辛者能散，味苦者能下，味甘者居中而下缓也。” 

酒“为导引，可以通一身之表，至极高分。” 

酒素享有“天之美禄”之誉，本身固有消食导滞、和胃醒脾之功能。 

因此《圣济总录》称：“药酒长於宣通气血，扶助阳气，既可用於祛疾，又可用於防病。” 

《史记，扁鹊仓公列传》载现存最早的医案文献二十五则，其中即有“药酒”治疗两则。 

一是以“三石药酒”治愈济北王的“风蹶胸满”，一是用药莨菪一撮配酒饮服治川王美人难产，皆可作为药酒疗疾的力证。 

医学上因为酒的药用功效确非一般药物可比，所以《名医别录》（旧题陶弘景著，原书已佚。）终於正式将酒列於“本草”的中品之位。 

唐宋以降，凡本草文献多设有专节篇章论药酒，仅《本草纲目》卷二十五条项即辑录药酒约七十种。 

后世的医药学家对药酒的研究已不限於疗疾，也更加重视以药酒来防病，从而使裱补益强身类的保健药酒日益增多。 

中药学倡导“防患於未然”的预防思想，促进了药酒研制的飞速发展，宋代药酒种类与数量的剧增成为这种发展的标志。 

於是酒与人类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，“医药源於酒”的说法也就延续至今。